2026年11月9日,新华社受权发布《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全文共三十二条,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专门针对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的行政法规,标志着中医药传统知识从松散保护迈向制度化保护。
《条例》的制度设计可以概括为“一个基础、一个精选、一套权利”的三层结构。
第十二条明确,国务院中医药主管部门建立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数据库,对纳入其中的知识实行分类管理。数据库的入口有三条:
(1)古籍文献整理遴选(第十三条):国务院中医药主管部门组织专业机构整理、遴选古籍文献,遴选出的古籍文献及其记载的传统知识经认定后入库;
(2)省级调查(第十四条):省级中医药主管部门组织开展本行政区域内调查,发现的知识经国务院中医药主管部门认定后入库;调查可吸纳医疗机构、高校、科研机构、企业、学会、行业协会商会等参与;
(3)主动申报(第十六条):组织和个人可向所在地省级中医药主管部门申报其持有的传统知识,经初核、国务院中医药主管部门认定后入库。
值得注意的是,第十四条第三款明确境外组织、个人不得在我国境内开展中医药传统知识调查,第二十九条对此设定了责令停止、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和调查实物资料、并处5万至50万元罚款的罚则。这是防御性保护的关键条款。
第十九条至第二十一条建立了保护名录制度:从保护数据库中遴选具有代表性、独特性和重要保护价值的传统知识列入名录,由国务院中医药主管部门成立评审专家组遴选、公示后发布;省级部门可推荐,不再符合条件的可移除。名录是后续推广应用、科研支持、传承传播等政策资源的聚焦对象。
第十八条是权利人条款的核心:中医药传统知识持有人对其持有的知识享有传承使用的权利,对他人获取、利用其持有的知识享有知情同意和利益分享等权利。同时,对于古籍记载的传统理论、技术方法和经典名方等处于公共领域且可以公开获取的知识,国家支持合理利用,并由国务院中医药主管部门履行持有人职责——这一设计避免了公共领域知识被私人独占,同时为惠益分享提供了制度接口。
此外,第十条将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的保护衔接进来;第三十一条明确属于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还须依照《文物保护法》《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保护,形成多重保护叠加。
数据库和名录的建立,意味着大量散落于民间、古籍、地方医疗机构中的传统知识将被系统调查、认定和公开(第十七条要求公布入库知识相关信息,并采用数字化技术收录以便公众查阅)。这对行业是双刃剑:一方面,企业获取传统知识信息的成本降低,研发立项的文献基础更扎实;另一方面,“信息差”带来的套利空间收窄,靠私下获取民间验方、粗放商业化的发展模式将面临合规压力。
第十八条第二款是一个容易被忽视但影响深远的条款:古籍记载的、处于公共领域且可公开获取的传统知识,由国务院中医药主管部门履行持有人职责。这意味着企业使用这类知识并非免费,而是需要面对一个制度化的惠益分享接口。具体办法尚待国务院中医药主管部门制定,但方向已经明确——公共领域不等于无主领域。
第八条明确,涉及中医药传统知识的外商投资、对外投资、技术出口,依照《外商投资法》《对外贸易法》《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等执行。结合第十四条禁止境外组织个人境内调查的规定,传统知识的跨境流动将受到更严格的合规审视,中外合作开发中医药传统知识的合同设计和合规审查需求将上升。
第二十三条至第二十五条为列入保护名录的知识铺设了推广应用路径:依托高水平医疗机构开展临床应用、应用研究和师承教育;依托中药饮片生产企业和医疗机构研究推广炮制传统技术;会同农业农村、药监部门推广药材品种选育、种植养殖、采集、鉴别传统技术。名录内的知识将获得政策资源的集中倾斜,名录外的知识则更多依靠市场机制。
第二十六条鼓励运用传统方法和现代科技开展研究,鼓励多方合作;第二十七条明确省级以上中医药主管部门可组织高校、科研机构对列入保护名录的知识开展溯源考证、关键信息考证和开发利用、成果转化。科研经费和项目布局将向名录内知识倾斜,形成“名录—科研—转化”的闭环。
第十四条允许调查吸纳医疗机构、高校、科研机构、企业、学会、行业协会商会参与。具备中医药文献功底、田野调查能力和数字化整理能力的团队,可承接地方中医药主管部门委托的调查项目、数据库录入与分类管理、古籍文献整理遴选等实务工作。这是一个政策驱动、需求明确的细分服务市场。
第十六条的主动申报通道为持有人提供了确权入口,但申报涉及材料准备、省级初核、国务院认定等环节,普通持有人(尤其是民间传承人、中小机构)需要专业辅导。同时,企业在产品开发中需要判断所用知识是否处于公共领域、是否涉及他人持有知识、是否需要知情同意和惠益分享安排。懂中医药、懂知识产权、懂行政程序的合规顾问将成为稀缺资源。
第十八条赋予持有人知情同意和利益分享权利,但权利如何定价、如何设计许可合同、如何监督使用、如何分配收益,需要专业的传统知识经纪与合同服务。对于持有特色技法的传承人而言,从“私下转让”走向规范化许可/“入股合作”,需要法律和商业层面的支持。
第二十三条至第二十五条为名录内知识设计了明确的推广路径。医疗机构可争取成为临床应用依托单位;中药饮片企业可参与炮制传统技术的研究推广;种植养殖主体可对接药材传统技术的推广应用。尽早梳理自身知识资产、争取纳入名录或与名录内知识持有方合作,是获取政策资源的前置条件。
第八条的跨境合规框架和第十四条的境内调查禁令,催生两类需求:一是中外合作中的传统知识合规审查(外商投资、技术出口是否触及传统知识);二是针对境外不当占用传统知识的防御性维权(利用数据库公开信息作为在先技术抗辩)。具备国际知识产权经验的中医药背景人才在这一赛道具有先发优势。
第二十三条将师承教育、培训列入推广应用方式,第九条要求加强人才培养。围绕名录内知识的传承培训、技术演示、学术交流,将形成持续的教育培训需求,尤其适合代表性传承人和高水平医疗机构拓展教育业务。
《条例》以数据库筑牢底盘、以名录聚焦资源、以持有人权利激活转化,构建了“保护—利用—转化”的制度闭环。对行业而言,合规门槛抬升的同时,也打开了规范化合作与价值重估的窗口。对从业者来说,尽早梳理自身知识资产、布局合规能力、对接名录与数据库建设,是在2027年施行前赢得先机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