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央视《焦点访谈》披露的一则消息在政商两界引发广泛关注：在已累计撤并21家省级经济开发区的基础上，辽宁省还将继续撤并28家，届时全省省级经开区数量将从高峰期的92个压减至43个。

一个北方经济大省，对自己一手扶持起来的园区痛下“砍刀”，省级开发区数量缩减过半——这不仅是辽宁一地的改革动作，更是一面镜子，折射出全国经济开发区从“铺摊子”向“上台阶”的系统性转型。

图源：央视新闻

这是一次深刻的地方发展逻辑重构。我们不妨从三个层次来拆解这场“瘦身运动”的底层密码：

• 驱动辽宁“动刀”的推力是什么？

• 全国范围内是否已成浪潮？

• 这场改革给其他地方政府和园区管理者带来了哪些深层启示？

对于辽宁而言，撤并28家省级经开区并非心血来潮，而是多重力量叠加之下的必然选择。

经济开发区诞生的根本驱动力，在于政策优势带来的“洼地效应”。过去，设立开发区意味着可以争取专项债、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可以制定自己的土地、税收、财政奖补等优惠措施以吸引投资，每个县区都想设立开发区。辽宁省100个区县，高峰期拥有92个省级开发区，几乎是一个区县一个开发区。

然而，2024年8月1日起施行的《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彻底改变了游戏规则：没有法律、行政法规依据或者未经国务院批准，不得给予特定经营者税收优惠、财政奖补等优惠。

《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内容截图 / 图源：中国政府网

开发区赖以生存的“政策洼地”被填平，大量依赖政策红利存活的低效园区失去了基本生存逻辑，瞬间暴露在聚光灯下。“潮水退去，才知道谁在裸泳”，制度红利退潮之日，就是园区真实竞争力见底之时。

根据辽宁省的调研，被撤并的省级经开区普遍具有产业基础不扎实、主导产业不聚焦、产业同质化严重等症结。

以辽阳为例，当地4家省级经开区中有3家都聚焦装备制造和黑色金属冶炼，不仅没有形成错位发展合力，反而深陷内部竞争，甚至出现“两个开发区争抢同一个项目，最终项目花落外市”的情况。

而更令人警醒的一组数据是：辽宁全省11家国家级经开区贡献了全省经开区总量的43.2%的GDP、54.8%的一般公共财政收入、75.4%的实际利用外资和73.1%的进出口总额，几乎比几十家省级经开区加起来还要多。这揭示了“长尾低效”的残酷现实：大量省级经开区不仅没有成为增长极，反而占用了宝贵的土地和行政资源，成为财政的负担。

值得深思的是，部分经开区早已“异化”——从“改革试验田”变成“第二政府”。内设机构对标行政区设置，承担教育、民政、信访等社会事务，形成了“一块地界、两套人马”的荒诞局面。辽宁全省82家省级以上经开区中，改革前仅有32家完成了社会事务的剥离，这意味着大多数园区长期偏离了“抓经济、促开放、引项目”的主责主业。当一个组织忘记了自己为什么存在，它的消亡就只是时间问题。

对于北方经济大省而言，这场改革还有另一层现实考量：地方财政压力持续加大，大量低效开发区财政入不敷出，土地闲置、招商停滞，却仍需维持庞大的机构运转。这本质上是一场“资产重组”——剥离不良资产、盘活存量资源、让资源配置重新回到效率优先的轨道。

清理一家长期亏损的省级经开区，不仅意味着每年节省数百万甚至上千万元的行政开支，更意味着将分散在各个低效园区的核心资源——人才、土地、财政资金——集中到真正有竞争力的“头部园区”手中。

辽宁的“瘦身”并非孤例。从全国范围来看，一场针对开发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早已拉开帷幕，各省的整合力度和推进节奏，呈现出清晰的差异化路径。

东部沿海省份走在了全国前列。浙江早在2021年就启动了大规模整合，全省开发区（园区）总数从1059个整合为134个，压减幅度超过87%，堪称本轮改革的“先行军”。河南紧随其后，2022年将全省288个开发区整合为184个，一次性淘汰104个低效园区。

中西部省份的整合行动也在快速推进。重庆自2023年底启动改革以来，园区数量压减幅度超50%、管理机构精简超50%，园区运营公司压减近500家，重庆两江新区去年11月正式升格为行政区，彻底打破了“一区三治”的管理困局。贵州103家开发区则在2025年内完成了8家开发区的整合，调整81家开发区四至范围，同时基本完成社会事务管理职能剥离。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各省改革的推进节奏和底层逻辑存在显著差异。东部沿海省份的整合更侧重于“提档升级”——在完成大规模数量压缩后，进一步推进跨区融合，如无锡经开区与高新区（新吴区）的一体化融合发展，其本质是资源与产业的功能重构，而非简单的区划合并。

而中西部省份则更侧重于“纠偏回正”——从过去追求“一县一区”的数量政绩，回归开发区作为“经济增长极”的核心定位。这样的差异，恰恰反映出各地发展阶段和治理能力的真实分野。

如果用一个简单的坐标系来衡量各省改革：纵轴是整合力度，横轴是整合深度，那么浙江、河南处于高力度、高深度的“全面重构区”，辽宁、重庆处于高力度、中深度的“加速推进区”，而多数省份还处于中力度、浅深度的“改革启动区”。可以预见，未来三到五年，这场“瘦身运动”将从点状突破发展为全国性的“存量重构”，每一个省份都将面临这道“必答题”。

辽宁这场改革的价值远不止于削减数量本身。其核心思路——“以减法换加法、以瘦身促强身”，直指地方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命题。以下三个关键“手术刀”，值得其他地区借鉴。

改革的核心抓手是厘清职责边界。辽宁一方面推动经开区大力剥离社会管理职能，全省82家省级以上经开区中已有74家完全剥离，占比高达90.2%；另一方面有序向园区下放市级经济管理权限，全省经开区平均承接经济管理权限29.4项，比改革前增加了10.5%。

这一思路在全国范围内已形成共识。安徽全省133家省级以上开发区中，已有126家实施“管委会+公司”改革模式，84家已完成社会事务管理与开发运营职能的“双剥离”。

职责归位的核心，是让行政归行政、市场归市场——管委会聚焦政策制定、规划审批与监管职能，开发建设、招商引资、资本运作等经营性事务则交给市场化运营公司。当两个系统各归其位，开发区才能从“什么都管、什么都管不好”的泥潭中真正挣脱出来。

辽宁对经开区“成长性差、财政入不敷出、规划布局不合理、排名长期靠后”的淘汰红线，实质上是将市场优胜劣汰的筛选机制引入园区管理，保留在特定细分领域已形成产业集聚效应的“优势资产”。

以辽阳为例，4家省级经开区最终只保留了灯塔经济开发区——原因很简单：它在日用化工、非金属矿物制造领域已经形成了产业集聚效应，未来有发展空间，而被撤销的三家则产业高度同质化、与全省产业布局重叠。

改革后的辽宁省级以上经开区，聚焦经济发展、招商引资、涉企服务等主责主业的内设机构占比已达83.1%，比改革前提升了7.1个百分点。空间重组的核心要义，是打破低水平重复竞争的“诸侯经济”，让优势资源向优势园区集中，形成“大而强、专而精”的产业发展新格局。

任何组织改革，最难啃的骨头都是“人”。辽阳改革中把激活人的因素放在重要位置，围绕成长性、开放性、创新性、集约性、协调性精准考核，将考核结果与绩效薪酬、干部使用直接挂钩，这打破了长期以来园区“铁饭碗”体制对市场活力的压制，为核心人才的激励打开了制度空间。日照等地也在同步推进“建立完善的考核体系，将园区和各平台公司业绩与薪酬待遇挂钩，建立能者上庸者下的用人格局。

这三个维度的改革，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系统重塑方案：职责归位解决“管什么”的问题，空间重组解决“在哪里发力”的问题，机制激活解决“谁来干”的问题。 只有三者联动，才能真正将“瘦身”转化为“强身”。

站在更宏观的视角审视这场“瘦身运动”，可以看到背后三个更深层的趋势，对于地方政府和园区管理者而言，这些趋势将深刻影响未来的发展路径。

过去评判地方经济活力的标准是园区数量、规划面积、项目总数，而如今考核体系正在重构，核心指标变成产业集聚度、亩均产出、创新浓度。这意味着地方政府的“业绩仪表盘”正在全面更换，一个省份的竞争力，不取决于它有多少个开发区，而取决于它有没有一批在细分赛道上具备全国乃至全球竞争力的“冠军园区”。

随着“政策洼地”模式的终结，园区必须从“靠政策抢项目”转向“靠生态促生长”。这对园区运营能力提出了全新要求：产业基金的专业管理能力、上下游产业链的整合能力、技术创新平台的搭建能力，这些“软实力”将取代土地和税收优惠，成为招商引资的核心竞争力。

这意味着园区管委会的角色正在从“政策销售经理”转型为“产业生态架构师”。不能完成这一转型的园区，即使在此轮整合中幸存下来，也将在未来的长期竞争中逐步边缘化。

《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的落地意味着，地方保护主义和小循环正在被打破，要素流动的壁垒正在拆除。辽宁开发区撤并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形成了系统性共振，没有低效园区的冗余壁垒，市场才能在更高效的轨道上运行。这意味着一个省份不能再寄望于“洼地竞争”，而是必须从自身的比较优势和产业基础出发，找到在全国产业分工中的独特定位。

辽宁从92个到43个省级开发区的“断腕之举”，本质上是一次地方政府从“路径依赖”走向“路径创造”的制度突围。这场改革完美诠释了“选择性聚焦”的战略智慧：砍掉一切不能为核心竞争优势做出贡献的“冗余资产”，将有限的资源配置到最具有成长性的“核心能力极”上。

“铺摊子”的时代已经终结，“上台阶”的征程刚刚开始。对于每一个地方政府和园区管理者而言，问题已经不是“要不要改”，而是“怎么改才改得深、改得实、改得久”。辽宁的实践提供了一个可供解剖和借鉴的“手术方案”，而每个地方的改革处方，仍需根据自身的产业底牌和发展阶段来“对症下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