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新质生产力”几乎成为最受追捧的热词，全国上下也掀起了深刻学习理解新质生产力的热潮。那么，从理论到实践，该如何打通呢？具体的抓手和策略又是什么呢？

当前，大国博弈和经济逆全球化正在深刻改变着全球经济的格局和演进方向。未来20年乃至更长的时期，世界大概率会进入一种“区域化”特征更加明显的“新全球化”阶段（不会退回到“孤岛”状态），最直观的局面就是形成两个或多极平行的跨国产业分工体系。显然，中国将（致力于）改变过去作为美欧主导的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一部分的地位，成为其中一张顶级跨国产业生态网的领导者——大国竞争总体上表现为产业生态网间的竞争（当然也存在着融合与合作）。实现该目标的关键在于中国能否全面成为世界级新质生产力的原创者、引领者和治理者。

然而，站在一个更宏大的视角来看，整个人类社会正处在新一轮的“马尔萨斯陷阱”阶段，即人类现有科技和生产力的水平越发难以支撑全球人口的几何式增长所带来的需求大爆炸。这似乎是人类在超长周期的大历史进程中无法摆脱的规律，每当技术革命步入尾声，技术扩散红利衰退，世界陷入低增长，人类便滑入马尔萨斯陷阱。千禧年之后，第三次技术革命红利逐渐消失，互联网、大数据、量子计算、人工智能、无人驾驶等技术革新似乎只是在“工程”层面对现有生产力进行优化，而基础物理学自波尔、爱因斯坦以来一直没有根本性的重大革命。

与刘慈欣在其科幻巨著《三体》中描述的场景类似，人类已经进入一种虚假的泡沫式繁荣，世界经济步入漫长的低增长纪元，并周期性地反复遭遇由泡沫破灭所引发的连锁危机；而当人类好不容易爬出上一个泡沫坍塌的泥潭，又被裹挟到另一个被吹起的泡沫之中。其场景像极了希腊神话里西西弗斯每天推石头到山顶石头又不断跌落的无奈状态。

首先，宏观层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快构建有利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是关键。这绝不只是一句空泛的口号，而是要涉及法制、行政、税制、产业、金融乃至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此处不多言。

笔者希望提醒注意的另一个重要宏观议题是：未来20年，将是中国经济全面从“GDP”走向“GNI”的时代切换，这不仅仅体现为我国经济将从未来某个时点开始呈现GNI>GDP的状态，而是从此刻起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整体转型。即无论我们当前多么注重国内大市场和内循环，但中国经济的2.0时代（如果我们把中国从改革开放至今的40年统一定义为1.0时代的话，未来20年乃至更长时期将呈现出底层逻辑完全不同的新阶段）一定是一篇立足于全球市场的宏大叙事。2.0时代下，中国参与全球化的模式不再是以国内庞大高效低廉的生产制造能力所支撑起的商品贸易形式，而是转变为以中国式跨国企业集团为引领的全球产业链布局与产业生态治理新阶段。

宏观形势的时代性巨变正在中观经济层面（地区经济与产业经济）引发重大发展结构的转向。最关键的逻辑调整是：要从“地区化的产业经济模式”迅速切换为“产业化的区域经济模式”——这不是一句文字游戏，是需要深刻理解和思考的重大议题！

过去40年（1.0时代）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上半场，主要的发起方和推动者是政府：第一个20年是靠中央政府推动的改革开放+吸引外资+三来一补+国际贸易……让中国融入到“全球商品链”的价值环流之中；第二个20年则全面叠加了积极的地方政府力量，以GDP为发展核心指标，通过“双招双引”形成各地区不同程度的产业集聚，宏观上让中国更深度的嵌入到“全球产业链”之中，微观上促成了国内市场的繁荣，并通过大兴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带来资产增值和政府财政双丰收的局面，此为“土地财政”阶段——在这一时期，政府（各级发改、经济、商务、科技等部门）事实上成为产业资源配置的主体，企业则更多扮演价值经营的主体。

我把上述阶段定义为“地区化的产业经济”时期。在这一时期，政府发展产业最关注的是“量”，因为“量”可以带来高GDP增长，带来企业和人口的集聚，进而带来对基础设施的消化推升房地产价格，最终完成“土地财政”持续增长的价值闭环，进而带来政府主官的政绩……故在当时的政府视角下，产业集聚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地区经济运行的核心锚点根本上是“土地”。短期主义、大干快上、重复投资、资源浪费、产能过剩等一系列问题开始涌现并持续积累，这些显然是与产业经济的发展规律不符甚至有害的。

如今外部宏观局势骤变，过往的经济增长动能丧失，过去成功的模式失效，矛盾和问题凸显，这让政府必须下定决心彻底与旧时代告别，全力调转方向，向“产业财政”模式转型。可以说，对于中国各级地区而言，转型与脱困当下是同一件事的两个面，不转型必然难以脱困！必须尽快完成从“土地财政”向“产业财政”的惊险一跃！

那么，什么又是“产业化的地区经济”呢？

顾名思义，就是要真正按照产业发展规律来重新定位本地区的经济增长模式。首先在产业思维上，要放弃大干快上、大水漫灌的运动式做法，尊重产业自身的周期与不同阶段特征，科学施策。

第二，在产业选择上，要充分结合本地区的资源禀赋与基础、产缘和地缘优势与劣势、本地区与其他地区的产业分工与合工等因素，切不可贪新求特、贪大求全。

第三，在产业发展上，要重“质”胜于重“量”，要注重企业的“含税量”与“含金量”，而要实现这一点，必须打破行政垄断和保护，真正让市场说话，让自由竞争做裁判。

第四，在产业赋能上，要重塑政府角色与职能，打造“新型有为政府”。一个基础要求是：

只有完成上述转变，才能够在微观层面持续吸引以及自发涌现越来越多具有“三强”特征的企业群体——市场竞争力强+盈利能力强+产业带动力强。而企业自身的发展布局，就交给企业家们去完成，政府真的不要着急去“指示”或“引导”（这一点在政府和国有企业之间尤为突出）。

企业集团作为一类经济组织，在大多数时段和场景下依然会吻合传统经济学关于“理性经济人”或“有限理性经济人”的基本假设和特征，当然也会持续呈现其作为“低效市场交易替代者”的功能和属性；随着企业集团经营范围和规模实力的不断增长，其甚至会对一部分政府公共职能进行更高效的替代。

然而，站在人类发展和人类社会大历史观的角度来审视企业集团这类组织，我们可以看到其存在和发展的历史意义。

从内涵上看，企业集团本质上是一组人类生产关系和生产活动的集合体，它是在人类进入工业时代中后期、生产力水平高度发达时代的产物。在科技和生产工具的进步以及资本的驱动下，外延式扩张成为企业集团重要的发展形式。

19世纪末20世纪初率先在美国和西欧国家出现的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康采恩等企业横向或纵向联合组织是企业集团的雏形。当然，在历史上，这些组织名称往往也被冠以垄断资本主义罪恶的代名词。

20世纪70年代经济高速成长时期，日本企业通过投资创建、兼并、投资控股与参股以及建立长期协作关系等方式获得很大发展，形成一批新兴的、主要位于工业制造领域的企业集团，被称为“工业系企业集团”或“锥型企业集团”，如丰田、东芝、索尼、三洋等。日本企业集团往往被视为东方企业集团的代表，并成为我们研究集团经济的重要对象。

中国企业集团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并于2000年后获得快速发展，如今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骨干力量和国际竞争的主力军，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万物互联、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生产力的进步），企业集团的组织功能和形态（生产关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笔者给“集团经济”下一个基本定义：

请留意笔者对集团经济定义描述的最后一句的含义：集团生产关系和生产活动不是被动适应现有的生产力水平，也非等到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桎梏之时的被动反应，而是应瞄向未来的“生产力目标”进行的一系列“主动性构建”。

2、实力强大的企业集团群体本身就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改革我国目前生产关系结构低效痛点的重要力量

前文中提到，我国要发展新质生产力，首要的关键是要先破除宏、中、微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障碍与掣肘，重塑新的经济运行逻辑和运行关系。

目前中国经济体制框架中的主要结构性矛盾聚焦于中观维度，即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之间的传导环节。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要求下，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应是简单的孰进孰退的关系，而应该立足新的发展环境和发展阶段，构建一种新型的、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征的经济发展结构和运行关系。

现实运行中，政府与市场关系之所以会造成失衡，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政府是具有统一意志的行政主体，政策从中央到地方可以多级贯穿，而市场则是主体多元分散的开放生态，具有趋利避害的本质特征。为解决这种失衡问题，需要一种具有“中间态”的组织，能够将政府与市场这对矛盾体进行有机融合的枢纽，同时扮演价值转化和缓冲器，共同构成一个新的经济发展结构。

笔者认为，在这个新发展结构中，应该引入一个具有中观经济特征的新经济形态——以企业集团这类经济群体所代表的“集团经济”。立足集团经济天然的市场化特征本质（组成单位是市场化经营的企业），对外横向链接耦合产业和区域各类经济要素、共同向上承接宏观经济目标和政策传导（集团经济的外部性），对内（母公司及旗下的各级分子公司）施以高效治理、管控和赋能等手段，实现集团整体高效经营和价值实现（集团经济的内部性）。

图1：集团经济在中国现代经济体系中的定位与关系

处于中观维度上的“产业经济-集团经济-区域经济”之间的互动与耦合关系成为解决中国整体经济运行效率的关键。其中，企业集团群体所代表的集团经济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枢纽”作用。集团母公司将基于自身发展战略或对内外部环境变化的判断选择动态地调整相关经济要素的内部化（例如并购资产）或外部化（例如出售资产），由此客观上带来集团边界的扩张或收缩。

3、把打造“三强”特征的“千百十”亿级企业集团生态作为各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

在2024年3月1日人民网发布的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关于“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和发展重点”一文中特别强调：要“推动更高水平的生产力要素协同匹配”。具体提出：

要做大做强一批产业关联度大、国际竞争力强的龙头骨干企业和具有产业链控制力的生态主导型企业，培育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单项冠军”企业，鼓励龙头骨干企业发挥好产业链融通带动作用，实现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

依托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协同共享和高效利用，推动生产组织方式向平台化、网络化和生态化转型，打造广泛参与、资源共享、精准匹配、紧密协作的产业生态圈，加速全产业链供应链的价值协同和价值共创。

积极发挥数据要素的“融合剂”作用，推动现有业态和数字业态跨界融合，衍生叠加出新环节、新链条、新的活动形态，加快发展智能制造、数字贸易、智慧物流、智慧农业等新业态，促进精准供给和优质供给，更好满足和创造新需求。

从2023年《财富》世界企业500强榜来看：中国有142家（其中，中国内地企业133家，中国内地加香港企业135家，中国台湾企业7家）上榜，超过美国企业136家位居数量第一。但在133家中国内地企业中，有6家为亏损企业；有39家企业的销售利润率仅为千分之几，可称之为无利企业；有27家企业的销售利润率在1%-2%之间，可称之为微利企业。这三类企业的数量共72家，占中国“世界500强”数量的54%，占全球“世界500强”数量的14%。这72家企业中，有地方国有企业29家、中央国有企业23家、非国有企业20家，国有企业的比重占了72.2%。

能够入选世界500强的企业大都是各国顶级链主型企业的代表，而我国这些头部大企业盈利能力的低下意味着我国产业的竞争力不强、产业生态治理的效率不高。更直白地说，链主型大企业自身的盈利能力不足，势必会影响整个供应链的整体利润空间，链条上的配套企业自然也只能过勒紧裤腰带的苦日子。

近些年笔者服务和交流过不少专精特新类企业，的确，它们常常乐道于自己给国内某些知名大企业做配套，甚至成为这些大企业的战略级供应商和“金牌配角”，能拿到知名大企业的订单往往也成为它们竞争力的来源。

然而，它们暗地里也常常抱怨，国内的链主型企业由于对外获取利润的实力不强，转而向供应链内部攫取利润，依托其自身的强势地位，在合作关系上常常不友好甚至很恶劣，带来很多矛盾和摩擦，进一步制约了这些配套企业的持续升级发展。

若整个供应链条长期处于微利甚至负利的状态，必然难以让参与其中的企业提高研发和生产经营效率方面的投入，从而进入到一个持续“内卷”的恶性循环的状态。反观苹果供应链之所以能够保持繁荣，首先跟苹果公司自身的盈利能力有很大的关系，苹果一家就攫取了全球手机市场60%-80%的利润份额，这自然也使得整个“果链”上的企业都能过上好日子。

当前很多地区都确立了“链长制”并希望着力打造本地区高质量的产业链生态。笔者建议，地方政府千万不要分散资源、平均用力，而应该汇集优势资源聚焦赋能发力“千百十”亿级的企业集团经济，组建“培优班”、“尖子班”，帮助其能够获得全国乃至世界级的“三强”地位。而关于产业如何布局、资源如何配置、要素如何分工与融合、供应链效率如何优化、竞争力如何提升等等这些复杂的问题，就交由各级链主企业和配套企业之间基于市场化的规则、在竞合关系的动态运行中去达成吧。

这里笔者需要特别提醒：在实现上述逻辑的过程中，千万不要走向政府对大企业实施特别行政保护、遏制自由竞争的反面！

这要求政府至少要做好两点：其一，政府提供的赋能支持一定是以建立自由市场经济环境为前提的，是公平公正的，只不过是将资源更多投入到“三强”集团经济发展的具体场景中，例如卓越企业家赋能与保护、高端综合产业服务平台建设（科技、金融、咨询、法律、财会、人才、国际化服务等）、更具幸福感的城市软硬件环境建设、更加精准的政策支持等。其二，政府选择精准赋能的不应是固化的企业名单，而应是清晰的企业筛选标准和更具对赌激励的机制，谁能获得更多支持，要通过自由市场竞争用发展成绩说话。

同样，对于集团型企业而言，如何战略性地主动与新质生产力融合，持续靶向优化集团内部的组织运行效率是能否真正拥抱未来的关键。企业集团作为一种组织形式，可以通过集中资源、共享信息、协同创新等方式，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在集团内部，企业之间可以相互合作，共同研发新技术、新产品，形成创新合力，提高整体创新能力。同时，集团经济还可以通过产业链整合、价值链提升等方式，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生产效率，进一步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同时，战略性规划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目标，用目标牵引自身转型升级，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通过引入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等方式，企业集团可以不断提升自身竞争力，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和“新质生产力”是中共中央面向未来全球长期不确定环境下提出的重大国家级战略，并且是贯穿各层面的统一指导性方针。企业集团群体由于其特殊组织形态和运行关系上的天然经济优势，使得其可以成为融合撬动宏中微各经济维度实施结构性改革的“杠杆力”和重要改革抓手。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集团经济”是一个非常值得去深入研究和实践的理论。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读者，欢迎参阅笔者新书《集团经济——打造世界一流的中国式现代企业集团》，一同推动中国式现代企业集团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