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2020年，想预测趋势并不容易，整体大环境异常复杂，有太多的变数和未知。“变局”的背后值得我们深挖的字眼其实是“动能”。经济和城市发展动能的转化是我们每个人都在关心的话题。我们没办法在宏观的维度给出答案，但可以结合最近几年，尤其是2019年咨询的实践，站在“产城融合发展”的角度，简单梳理下一线、二线、三四线和农村的变局，带大家窥探2020中国城市发展的动能。

一、一线城市

虹吸全球资源、带动区域产业

1、一线城市需要以建设全球化城市为目标，虹吸全球的高端要素资源特别是高端人才。

我国整体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能首先建立高质量发展模式的是一线城市。

一线城市实现高质量发展关键是要进一步的国际化，打造全球化城市，在全球范围内吸纳国际化的人才和其他高端要素资源（例如信息、技术、资本、知识产权等）。这是高质量发展大背景下，产业发展的必然。

高素质的人才和技术是高质量发展最重要的高端要素资源！技术是跟人走的，技术也是人做的，所以人才排第1位。一线城市不要再跟二三线城市“抢”人才了，你的眼光应该是全球人才。相应的，城市的规划，要为全球一流人才和高质量产业发展做好配套。

过去我们说全球化，更多指的是心态上的。现在一线城市要想成为真正的国际化城市，就必须要系统升级，这里包括城市定位、文化塑造、产业布局和生活配套等。人才已经不仅仅是在国内选拔，而是放眼全球。要对全球高端人才有吸引力。人才吸引过来后不是再把他们输送到或者服务到国内其他城市。

典型案例是中关村东升科技园，这也是和君的客户了。它这两年投入运营的三期项目叫中关村东升国际科学园，打造了几个全球级的产业平台，它不是一个企业的概念，类似孵化器。在这个产业平台里面有行业专家、资本、实验室（共性的实验室），还有高端服务人才和各种配套的促进产业创新加速的资源。他们联合北京市政府、清华大学和海外优势资源，一是与盖茨基金成立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引入盖茨基金便可以共享它的化学分子库，这个库是药物研发非常重要的基础设施，园区内新药研发企业就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前进，节省了大量的研发成本，提高了研发效率。二是联合波士顿医学中心建了一个全球健康产业创新中心，面向的是医疗器械产业的创新孵化。

2、带动区域发展，建造自己的产业腹地。

一线城市未来发展还有一个看点，就是发展自己的产业腹地。

之前国家发展城市的说法叫“大力发展中小城市”，对特大城市都是限制发展的，因为大城市有很多大城市病，如交通、资源、生态环境等都有很大问题，但这几年国家有明显的转向，中央文件开始强调要围绕重要的中心城市发展城市群、城市带。以京津冀为例，我的理解就是说，你不能光发展北京，而是要带动周边，你要有自己的产业腹地，形成产业链，围绕中心城市形成有效的产业布局。不像过去要么把最好的东西全都在自己手里面，剩下的不管了，要么把所谓低端产业全部赶走，最后发现大都市只剩下服务业，制造业没有了。

站在产业链的角度，肯定会有挣钱的环节，相应也有不挣钱的环节，这很正常。我们这里强调一线城市产业腹地，城市群对应产业群，这里需要对高中低端产业进行合理的配合。对于一线城市，要发挥你的产业聚合能力，需要配置高端、带动性强的产业/企业，带动腹地协同发展。拿金字塔作比喻，高端产业作为塔尖，如果下面的根基——中低端产业不夯实，也谈不上高质量发展。

3、一线城市土地增量控制，强调高效使用，催生更新更新和集体经济两个新“动能”。

一线城市自身还有一个问题：没有土地了。北京、上海都已明确不再新增国有建设用地（即使新增也会非常少），也就是说你必须得拆一部分才能够建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就会有两个话题：

一个就是城市更新。城市的改造升级，这不仅是城市的功能升级，同时也是产业升级，目的是更好承接全球化的产业，利用好高端要素资源。

这方面的典型案例是我们和君参与规划的首钢产业园，目前冬奥会奥组委在里边。首钢搬迁了后，留下了很大一片老厂区，如何利用？未来主要是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同时也花了很多的精力去做体育文化产业。目前主要是潮流时尚的运动，面向国际化的年轻人了，也是为了提升北京城市（西边）的吸引力，后面还会打造国际化的人才公寓。

另一个是集体经济。大家都知道国资委，海淀区成立了“农资委”——管农村集体经济的企业。解决集体土地的高效利用和集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问题，就衍生出了对应的组织，比如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集体经济产业公司等实体，农资委将来要管理他们。目的是解决怎样能够把集体经济中的土地使用效率释放出来，让它也能够对接高质量的发展，承接高端产业。这是一线城市下一轮继续发展潜力之所在，要发展产业，就需要有土地资源。如果产生新的土地资源，一靠城市更新，把原来低效的、低端的、功能比较差的产业升级；二靠集体经营性用地。

二、二线城市

做好城市营商环境，服务好周边产业聚集区

我们认为二线城市的核心是基于自身的特点，努力做好城市营商环境，向一线城市学习，进一步提升城市吸引力。我们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二线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吸引优秀人才和企业，形成高端产业聚集。这同样需要城市做好生活性服务业等产业和生活配套。

在我国二线城市基本是省会中心城市，它通常扮演着服务于整个省或者周边城市传统产业的角色，所以我们认为二线城市除了对外不断提升吸引力，还要大力发展自己的高端生产型服务业，服务周边，协助传统产业升级。例如金融、物流、供应链、咨询、法律、人力资源服务、信息服务、IT服务等，都属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

二线城市发展典型案例可以看下杭州萧山区。杭州萧山区以前是个很有名气的传统的制造业地区，它那里有杭萧钢构、万向集团、传化物流等，有很多很好的上市公司，但他们是以制造业和偏传统的产业为主。这些年就被阿里巴巴所在的余杭区赶超了。萧山区想奋起直追，我们最近帮助他们制订了发展生物经济和数字经济的战略规划。生物经济是以应用转化为核心的。就生物经济而言，一线城市上海张江承接了全球顶级资源，是中国生物医药的头脑，从上海到萧山，我们画了一个生物创新经济走廊，走廊的顶端是上海的张江新区，萧山围绕当地的医院、产业配套和市场需求来打造应用示范，打造应用转化基地。二线城市做不到全球最顶级的配置，但可以做应用示范、应用创新、应用转化这种。

浙江传统制造业很发达，像温州、台州、义乌现在也遇到困难，他们的升级需要数字化，萧山是最懂制造业的，所以他们有基础能够服务好这些制造业，能帮助他们升级，又能对接一二线城市高端生产服务业这些资源，然后去服务周边的传统产业。所以萧山的数字经济定位的核心是通过数字化赋能浙江传统制造产业的升级。

三、三四线城市

对接好一二线城市的优势资源，择机升级

三四线城市发展的核心在于怎么样对接一二线城市的优势资源，服务于本地的优势产业（是本地的、传统的优势产业），促进它的传统产业的升级。

解决好当地的发展问题，经济发展了才有城市的发展，才有机会从三四线上升到二线城市。

三四线城市过往都在拼命的招商引资，花了很多钱，其实效果并不好。三四线城市发展的逻辑不应该是做加法，而是做乘法，核心是对接一二线城市的高端生产服务业，升级自己的传统优势产业（而不是好高骛远的引新产业做加法）。三四线城市可通过市场换技术和场景换技术两种方式实现。

1、市场换技术

比如政府可以购买服务，扶持当地企业发展，扎扎实实地服务当地的企业，帮助他们成长。

2、场景换技术

比如在建园区的时候，设计一些场景，举个例子，如今很多企业或产业都需要数字化改造升级，能做数字化改造的公司可能都在一二线城市，但是改造的对象是在三四线城市，当地就可以搭一些应用场景，比如XX产业的创新应用中心，ABCD（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产业都可以来这里跑自己的算法，设计给传统产业服务的产品。一旦成功，不仅带动传统产业升级，还可以向全国复制。

四、农村发展

劳动力流失和土地使用权分散是振兴乡村经济的牛鼻子

这里重点说下“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的基础是“振兴乡村经济”，前者是国家战略，指重构农村社会系统。而后者指农村经济转型。从商业模式角度看，乡村经济发展存在两个基本难点：

1、农村优质劳动力流失，尤其在北京、珠三角，长三角，长沙、武汉、郑州城市群，距离城市两百公里范围内的优质劳动力悉数流入城市谋生。城市近年来发动“抢人大战”更加强了农村人才外流动力。“城市化与乡村振兴”这是“鱼与熊掌”的取舍难题。暗喻了乡村经济发展只能依靠现代农业集团和专业大户，而不是个体农民。

2、农村土地使用权高度分散，珠三角外围地区农地每亩年租价从数十元到数百元不等。即使撂荒农民也不觉得太心痛。外部资本想投资农业生产，首个难关就是土地极难整合，这已严重妨碍了我国农业向现代化经营转型。2014年中央“一号文”提出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就是积极探索解决办法，三权分置即土地所有权归国家，承包权归村民，经营权归投资人。

振兴乡村经济的诸多难题皆由上述两个难题衍生，是为振兴乡村经济的“牛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