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2021年第四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4.0%。

从2021年全年走势来看，一季度在上年疫情造成的极低基数下大幅反弹至18.3%，但在疫情汛情、能耗双控、房地产等行业整顿的多重冲击下，GDP增速在二、三季度快速滑落至7.9%和4.9%。虽然全年增速仍达到了8.1%，但经济增长速度中枢呈现快速下移趋势。

反映到地区状况上，截至1月24日，除了天津之外，其余30个省市均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2022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相较2021年GDP增速，除西藏、宁夏、河北、河南四省外，26个省份下调了2022年目标，其中北、上、江苏、广东四强的下调幅度高达2.5到3个百分点。

如想剔除疫情造成的大幅波动，可将2022年各省市的增长目标，与2019年的实际增速相比。增长有望提速的省份仅8个，增速持平的4个。在预期看涨的行列中，除了拥有政策红利的海南、受益于煤炭周期的山西以外，其他则是长期低迷的东三省、以及包括宁夏、甘肃、广西在内的经济欠发达的西部省份。

包括所有的经济大省强省在内，超过2/3的省份增速目标下调。

2022年的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不减。

基建投资衰减、地产断崖下跌、消费持续疲弱、出口增速放缓。

在整体低迷的环境中，新经济却一枝独秀、大放异彩，高技术产业动能渐强、持续领跑。

以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为例。

在疫情最严重的2020年一季度，GDP同比下降6.8%，而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增加值则逆势同比大幅增长13.2%，随后增速逐季上升，全年增长16.9%。2021年尽管有互联网行业整顿影响，全年增长仍高达17.2%。

2021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9.6%，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实现两位数以上增长，增速比规模以上工业快8.6个百分点。分产品看，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微型计算机设备产量分别增长145.6%、44.9%、33.3%、22.3%。

布局新经济，培育新动能，拉动新增长，是大部分地区融入经济转型、应对地方竞争、破解增长焦虑必须跨越的发展门槛，也是地方政府、包括发达地区政府眼下的头等大事。

与传统经济相比，从地方政府产业规划和产业招商的角度，新经济呈现完全不同的特点。

1、庞杂的产业门类、海量的产业概念。且创新空前活跃、新技术层出不穷，新经济产业图谱的丰富程度和复杂程度还在飞速累加。

同时，政府发展产业的工具选择越发多样，发力的策略边界也在不断拓展，链式招商、基金招商、牌照招商、并购招商，新模式、新打法屡见报端。从重庆的集成电路产业、到苏州的生物医药产业，在并无太多基础的情况下进行产业移植或培育，建立优势产业集群的成功案例已不鲜见。

从无到有的产业发展路径，虽然有近乎苛刻的成功适用条件，如地区禀赋认知深刻、招商工具运用得当、进入时机选择正确等等。但这种模式的成功，大大拓展了地区规划中产业筛选长名单的可选范围。此时如果没有明确的标准和清晰的思路，在新经济极大丰富的产业门类中进行选择，无异于大海捞针，很容易犯下选择困难症。

2、高成长性和高不确定性。

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每一代的信息技术革命都推动了传统的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分崩重构、跨界融合。

而风险资本在全球扩张激发了创新创业高潮，颠覆式创新频出。初创企业能够在短时间内抓住机会，整合资源快速成长，甚至爆发成长为独角兽。而伴随赛道兴衰或技术迭代，商业模式的变革和重构往往发生在一夜之间，原有的明星企业也可能在极短时间内走下神坛，甚至销声匿迹。

面对新经济特有的非线性特征，地方政府过往在产业规划中以“存量静态指标”为核心、后知后觉式的评价体系逐渐失效。

企业的高增长性和不确定性并存，成为了地方政府招商时面临的难题。

以合肥政府投资蔚来为例。2019年底，蔚来亏损过百亿，资金链近乎断裂。2020年2月，蔚来宣布与合肥合作，合肥政府将通过指定的投资公司并联合市场化投资人对蔚来投资百亿。转过年，中国的造车新势力迎来了过山车般的起飞行情。根据2020年财报，蔚来全年实现交付同比增长112.6%；总营收增长107.8%；毛利率转正，且第四季度达到17.2%的历史新高；蔚来的股价也坐上了火箭，由合肥投资时的不足5美金冲高到最高点的接近70美金。

合肥的投资不仅在关键时刻为蔚来续了命，也收获了丰厚的投资回报。2021年2月，蔚来总部迁址合肥正式完成工商变更。而这一过程仅仅用了一年时间，一举成为地方政府投资成功的标杆范例。

但回到投资决策做出、蔚来生死未卜的2020年初，合肥确实冒了很大的风险，甚至用“赌”字来形容也不为过。在《关于合肥市2019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全市财政收入在减税降费基础上完成1432.4亿元……全市地方收入746亿元。”

历史往往由幸存者偏差写就。

一个例证就是，在合肥之前，传闻中蔚来的白马骑士、最终未能下注的，是亦庄国投。作为国内政府引导基金的王牌机构之一，亦国投的投资经验、能力、实力无不具备，错失蔚来，很难说是能力和实力的差距所致。

3、 从产业集群走向产业生态群落，在空间上呈现链状协同+云状协同的集聚逻辑。

新经济的官方定义包括“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指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新工业革命以及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的背景下，以现代信息技术广泛嵌入和深化应用为基础，以市场需求为根本导向，以技术创新、应用创新、模式创新为内核并相互融合的新型经济形态。

知识密集是新经济的存在之本。

即便是新经济中的高技术制造业，需要的人才密度和资金密度也远非传统制造业能比。企业选址，不仅关注客户、供应商在哪里（链状协同），同时也非常看重行业、公司所需要的人才有没有、愿不愿在这儿集聚（云状协同）。

以长三角与珠三角的芯片产业对比为例（本案例部分观点引用自《珠三角VS长三角：芯片产业差距究竟在哪里？》）。

尽管拥有中国最强大的芯片客户群体（智能终端产业集群）、极强的财政实力和优越的营商环境，珠三角跟长三角在芯片赛道上的差距却越拉越大。

2021年集成电路设计销售额地区分布

资料来源：CSIA

从芯片设计产业销售额来看，2021年全行业销售预计为4586.9亿元，其中长三角洲地区同比增长49%,占比高达52%；而珠三角同比却下滑了36.9%，绝对值是长三角的一半都不到。

诚然，华为海思受制裁是造成珠三角芯片设计产业下滑的重要原因。但不容否认的是，在包括了设计和制造在内的芯片产业集群上，长三角的实力已经对珠三角形成了碾压之势。一个例证是，从销售过亿的设计企业分布来看，南京在2021年超越了深圳，以52家的成绩成为全国第一。

也就是说，在消费电子领域一骑绝尘的珠三角，其核心部件，要依赖长三角的供应。

探究这种反差的形成原因。相较于珠三角，长三角除了在设计制造协同上拥有明显的产业链优势以外，最显著的优势在于其人才。全国大约有40%的集成电路产业相关人才在上海，从业人员已超过20万人。

与消费电子产业相比，芯片产业需要的人才素质更高、人才密度更大、企业成长周期更长。

因此，对于芯片企业和人才来说，选择城市的过程往往有着“择一城而终老”的意味。而长三角在城市环境、生活质量、文化底蕴上，对于全球的高端芯片人才来说，有着独一无二的吸引力。这种优势甚至可以用来解释2000年前后，在承接台湾半导体产业向大陆第一波转移的过程中，为什么是长三角地区独占鳌头、几乎照单全收。

拥有人才、资本和其他综合发展优势的一线城市和都市圈往往集聚了绝大部分真正优质的新经济产业要素和企业资源。

另一方面，在增速下滑和增量稀缺的经济新常态下，各地都把好项目好企业看的很紧， “挖墙脚式”招商很难，到综合实力更强的城市招商更是难上加难。从地方政府面向优质企业的实际招商案例看，没有钱虽然万万不能。但是，有钱，绝对不是万能的。

更何况地主家也已没有余粮。债务压力不减、土地财政补贴产业的腾挪空间变小、地区间招商内卷加剧，倒逼地方政府不得不考虑投入产出效益，提高产业投入的成功概率。

可执行、可操作不再是产业规划的加分项，而成为必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