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分享的话题很大，我只能从自己工作的一线切入，也就是集团型企业发展。我是站在集团经济的视角来思考集团型企业的发展，包括它的“十四五”。这个逻辑起点我要强调下。”


一、为什么集团公司更应被视为

“经济体”而不只是“组织体”？

随着当代企业集团规模越来越巨大（营收规模可能巨至数千亿美元，员工数量可多达数百万人）、经营范围越来越广（大型企业集团经营往往横跨数个乃至十数个大小行业，亦或在某个乃至某几个行业中纵向覆盖全产业链条）、经营维度越来越多元（跨区域&跨国、Online&Offline、族群&场景等全息战场）、集团经营模式越发多样（虚拟集团、产业型集团、金控型集团、投控型集团、联盟式/商帮式集团、资本财团等）……

在这种时代特征下，再仅仅将企业集团理解为一个“组织体”很显然已无法解释集团面临的越来越多且越来越新的问题，更难以满足集团这种复杂巨型系统的发展要求。

集团经济是指导集团战略与集团管控体系构建的理论基石。

从研究角度，我们可以将集团经济归为“中观经济”的范畴，它是产业经济和区域经济在同一经济组织内的集合体，具有交叉性、综合性和独立性。

对于专一化的集团来说，它属于单一产业在同一地区或者不同地区的集合；

对于综合性、多元化的集团来说，它属于若干产业在同一地区或者不同地区的集合。

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看，多数集团是既跨地区、又跨产业的企业集合体。

二、“十四五”宏观形势的研判

是做好集团型企业“十四五”规划的必要前提

为方便讨论，我们将国家抽象理解为一个更大范畴的集团型组织，国家间竞争也可简化为集团间的竞争。在这一视角下，我们将“中国特色发展模式”和“中美竞争”作为探讨宏观形势的逻辑起点。与西方基于市场主义的自由竞争下博弈均衡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同，中国发展模式的本质则是顶层主动构建的、围绕多层多维一体化规划下的生态共生共谋体系。这是中国最基本的发展结构特征。

美式发展模式首先是自下而上的权力传导，基层利益（私人利益）逐步向上传导、博弈为公共利益，并通过委托代理链来形成国家决策，并自上而下形成推进策略和权力释放，并以周期性更换代理人为手段更迭博弈平衡态。

中式发展模式则刚好相反，直接由一个强有力的政党代表最广泛公共利益而总体领导完成从蓝图顶层设计、权力集中以及高效的向下权力释放系统（国家管控体系）推进各项国家政策的落实，并在权力释放过程中基于基层反馈而形成政策的不断动态调节和优化。

显然，二者在决策形成和权力运行效率上存在根本性的结构差异，后者比前者至少在实际运行时少了一个权力链传导环节，故从组织结构效率而言，后者更有优势。但后者也有两个致命的考验，其一是自我纠偏能力，其二是国家管控力。

在这种“生态共生共谋”下，所有产业参与者和相关要素都主动基于一个自上而下的主导性规则和周期节奏来运行，并彼此链接成一个有机、有序的生态系统，这有利于最大程度地建立大尺度（从国家级到一带一路）、长周期（从滚动的五年规划到“两个一百年”）的确定化目标和预期，最大程度减少或抵消不确定性的影响。

这将成为“东升西落”大势最终落定所依托的逻辑假设。

在这个理想状态下，各个主体就自动的找到各自定位，各归其位，彼此耦合。

首先国家层面。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终一定是要在从经济层面，在世界级的产业版图和全球的竞争优势当中，卡住我们真正的全球优势地位。然后国家通过五年规划、产业政策，通过国家级的项目向省域平台传导，再通过反向的影响，省域根据自身地缘优势、资源禀赋和产业要素争取和承接国家级相关的重大课题、项目以及政策。同样一个逻辑啊，进一步往下传导至市县。当然实施过程也会有若干抓手。

国家层的承接载体分别是央企、省属国企和市县属国企。很有意思的是我们看到民营企业也在慢慢的进行主动归位：国家级层面有行业龙头、巨型民企财团、互联新经济平台的构建者（像BAT等）、国家某战略主题的参与者等；省属平台级的有区域领袖民企和商团；市县级有区域生活、生产、生态共营者，小微/双创型企业等。

在这个大的体系之下我们看到未来中国发展核心表达了三个层面的矛盾和关系。这也是未来影响中国经济模式能否持续的结构性矛盾，核心体现为3+1结构。

3个界面的3个关系：

A.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核心是中美）；

B.  国内市场的供给与需求的关系；

C.  国资与民资的关系（背后是公与私的体制问题）。

3类矛盾最终抽象为1个总矛盾，即发展的时间与空间的矛盾。

突破3+1结构矛盾，终极目的就是形成愈发范围广阔和深度耦合的经济共生共谋体。

（一）中国特色发展模式之两个延伸话题

1、国家体系运行的自我纠偏能力？

传统观点认为，多党制是国家运行自我纠偏机制的必要条件。但我认为多党制只是自我纠偏机制形成的条件之一，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横向纠偏机制”。

从理论上来说，中国的一党执政并非意味着失去自我纠偏机制，而这个自我纠偏机制的内驱力是数千年文明史与深入骨髓的中庸文化，我把它称为“纵向纠偏机制”。纠偏参照的坐标系就是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大一统治理和建国后“摸着石头过河”的历史经验，指导理论就是“中庸”哲学（“四个自信”，从中国古代先哲智慧中寻找时代创新的理论根基与养分，不论台面上倡导何种理论和何种主义）。

正是这种中庸平衡器使得中国数次在极左与极右之间回归动态的平衡，而中国治理的艺术就核心表达为这个“度”的把握和拿捏。

2、国家治理与管控力？

首先，国家拥有足够的管控实力，贯彻能力不必怀疑；但管控力道肯定是权变的，自由与集中，市场与行政，国资与民资，速度与风险，“儒”与“法”……长期来看，应表现为围绕中庸、均衡这个“度”来波动。

故而，讨论中国未来的国家治理和管控趋势，不能用极端化思维，也不必揣测领导人的个人好恶，最终还是中国作为一个超级复杂系统自身的自我均衡机制决定的。

这两点将成为我们后续深入讨论集团经济结构的基本输入条件。

（二）中美竞争之中国将凭何而取胜？

中国将获得中美竞争的最后胜利！这本质上不是一个预测，而是一种战略假设。

在我看来中美之战系统原因源于“四大陷阱”：表面上看是“修昔底德陷阱”，根本原因在于共同面临“马尔萨斯陷阱”，各自痛点为作为先发国的美国如何摆脱“廉价资源陷阱”，而作为后发国的中国如何迈过“中等收入陷阱”。而中美摆脱各自陷阱的战场重合，交叠为直接冲突区。

故而，中美竞争的终局在于谁能引领全球突破“马尔萨斯陷阱”，赛点局在于中国能否尽早取得在基础科技和基干产业上与美国等量齐观的水平（例如核电、芯片、精密制造、生物科技、氢燃料、操作系统、新能源、工业机器人、“四基”科技等，这方面应多学习日本经验）并依托人口和市场优势取得领先；最终看谁能实现对现有科技的革命性突破并大规模应用推动生产力水平的新增量时代来临。届时，其他三大陷阱都将自然化解，全球格局实现真正重构。

相信这是中美斗而不破，彼此留有底线的原因，因为给对方一线生机也就是给自己许个未来。

中国此前40年改革开放的崛起，核心逻辑是通过廉价劳动力的人口红利催生了庞大的制造规模和市场规模。市场规模放大工业制造的分工优势，制造优势又反过来刺激市场规模的放大，二者形成了相互强化的正反馈效应，直到逼近存量技术水平能够支撑的极限——绝对极限是全人类面临的存量科技上限，而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还有一个相对极限，即自身的科技水平与全球领先水平之间的差距。

故而中国需要两步走：第一步，补足相对差距靠集中投入、集中攻关以及政策和资本引导（释放全社会的研发力量，尤其是头部企业的研发力量，如何看待“华为2018年研发费用约占广东全省研发经费37.5%”？），这客观上会推动和加速产业的马太效应（即产业优势资源和人才向头部和优势企业集中，并由此形成更加牢固的科技竞争壁垒）；第二步，突破科技的绝对极限则要靠研发模式的彻底革命，这将是全人类都共同面临的命题（如何看待“王坚入选工程院院士”？）。

工业互联网可能是一个关键依托：我认为工业互联网的本质不只是为了解决“个性化需求与大规模制造的矛盾”以及优化产业效率。国家大力推动工业互联网（产业互联网）体系的建设，一个重要的效应便是大大促进研发效率的提升，基于大数据的智能研发极大缩短研发效应向市场的释放周期，以及通过市场反馈形成对研发的精准拉动。

考虑到中国的人口基数，产业互联网建设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万物互联和智能算法实现全域大脑联网、人机联网，催生组织智慧、生态智慧，而这种更高级的智商与人机互联的单位基数和数据丰度存在指数级关联，犹如人类大脑的神经元数量直接决定了人类智商的突变——随着未来人机连接数量突破阈值，将迎来全人类研发模式的彻底变革。

在中国发展模式之下，面对机遇与挑战，宏中微各级主体是穿透的、同构的，即国家面临的各种问题都将毫无减损地传导至企业层面，反之亦然，真正做到了“命运共同体”。

三、从集团经济视角重点关注

“十四五”期间国家战略的导向和趋势

1、“十四五”期间，中美竞争将接近或迎来赛点局（迎来的可能性较小，恐怕要到“十五五”），但离终局的到来还尚需时日。故未来5年，双方继续保持斗而不破是最佳选择，但中国面临的总体压力恐怕不会比目前小。美国施加的外部压力只是表象，根本压力在国内内部；要务必不能出现大规模恶性风险，例如债务风险、金融风险等。“稳”与“控”将依然成为十四五的主基调，内不生变，外忧无患。这将直接影响企业集团十四五规划的总基调。

2、“十四五”是中国发展动力彻底换挡期的最后窗口，传统红利（人口红利、土地红利、城市化红利、技术转移红利、流量红利……）将彻底结束，新的红利期必须来临（5G新场景红利、数据红利、智能制造红利、科技创新红利、区域重构红利、乡镇农村消费市场的下沉红利……）；所有政策都必须确保这次换挡！只有这样，6%的年均增速才能保障，中国人均GDP才能在十四五末进入世行划分的高收入经济体12000多美元的门槛，真正迈过“中等收入陷阱”；到那时，中国才能真正稳住局面，全力向终局发起攻势。——企业自身的发展动力换挡也必将成为其十四五规划的关键组成部分。

3、“十四五”期间，为应对全面挑战，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重点将是扩大“对内开放”：其一，越来越多的国有垄断领域（如能源、军工、电力、通讯）应该向民资竞争性开放；其二，通过深化“混改”的方式，让民企共享国企的资源红利，同时“混制”持续破除国企管理的机制僵化和管理低效问题。——无论国企还是民企，如何更深刻地认识这一趋势？

4、“十四五”期间，企业竞争的马太效应将进一步持续和加剧，政策和资源继续向头部和优势企业集中——这不仅会带来企业集团竞争模式的调整，更对其管控体系的重构提出全新挑战。

5、“十四五”将依然是一个新物种大量爆发的纪元，围绕5G和产业互联网的建设与应用，可能会出现拥有颠覆性力量的新企业——作为大型企业的集团公司如何有效应对新事物和新变化？

6、“十四五”期间，中国围绕一带一路的深度国际化将持续，直接投资而非单纯的资本输出应成为中国参与全球化的主要模式，2025年目标要“形成一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和产业集群，在全球产业分工和价值链中的地位明显提升”——集团型企业当该如何选择？国资和民资类集团可以扮演什么样的差异和互补作用？

四、“十四五”规划咨询的

几点提示与建议

1、必须首先帮助客户翻越“四座大山”：流动性风险，盈利能力，发展归核与竞争力提升，持续创新。

2、创新集团化发展模式，进一步结构性释放集团化红利：平台+场景模式，管控智能化，结构重组型盈利模式，一致性设计。

3、倡导三种思维：构建型思维（时间函数，空间函数），平台经济思维（大型企业集团升级的主流方向，是强化马太效应的重要方式），动态均衡思维（混沌与秩序；固本与更迭；一系列矛盾问题的合理与适度平衡：世界与中国，产业与金融，自主发展与联盟抱团，战略与战术，目标与能力，即期与远期，稳健与激进，长与短，重与轻，刚性与柔性，自然经济与人造经济……）

4、国企是底盘，民企是发动机，混制企业是传动轴：在中国特色发展模式下，国资民资是唇齿相依，互为掎角，缺一不可；作为一家有使命感的头部咨询公司，和君的服务导向不能偏废——国企的很多解决方案可能要到民企实践中去寻找，民企很多发展瓶颈的突破可能需要到国企模式中探寻——微观层面，中国未来可能胜出于物种多样性，有国企有民企有混血经济体，有新物种…面对复杂未知的世界，最根本的也是最具抗系统风险能力的就是多物种状态。

5、面向“十四五”，我们将面临史无前例的“复杂性”挑战，理解复杂，解构复杂，驾驭复杂，重构复杂，成为对咨询团队专业能力的最大考验。

6、大型企业集团实施变革是一套多维度作用力共同推动的系统工程——认识统一，趋势洞见，整体谋划，模式与功能重构，组织结构异化，体制机制创新，反思迭代进化，上下同欲，内外同力——咨询师不仅仅窥探复杂系统的运行机理，更要化身为一只“蝴蝶”，通过靶向的蝴蝶效应推动企业实现一场伟大的发展变革，这将是咨询价值的更高体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