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长期困扰我国的技术研发与产业发展“两张皮”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不高、对产业支撑不强、转化价值不显著等问题依然突出，科技成果转化中仍存在难点和堵点，具体体现在：

一是科研成果的市场需求导向性不强。高校和科研院所是创新的重要部门，但现行高校和科研人员评价机制以学术论文、奖项等指标为主，高校教师科研选题来源往往以追踪科学前沿热点和依赖自身学术积累为主，而对市场需求认识不足，也缺乏与企业有效沟通的渠道。研发不面向应用，导致成果不适应需求，不能直接适用于产业领域，企业认可度不高。

二是企业在产学研创新体系中的主导作用不强。很多企业对于作为科研任务“出题人”和创新风险承担者的主动性不强。民营企业对于科技成果转化前期投入的态度较为审慎，对偏基础、前沿的研发成果缺乏消化吸收的能力，不愿意承接风险较高、不确定性较大的早期科技成果。国有企业往往认为在长期科研项目上投入更多的资金存在经营风险和盈利压力，在国企领导干部任期制和现行考核激励机制下，缺乏开展长效科技成果转化合作的动力。

三是产学研创新配套体系不健全。国内缺乏既懂科研又懂市场，兼具政策、法务、谈判、知识产权等多方面知识能力的高素质专业服务人才，也缺少成熟的技术孵化平台。即使研究者有意愿推动成果走向实际应用，也常常因为缺乏后续中试、熟化经费和平台支持而难以为继，无法进行高质量的技术落地与转化。

其中企业主导多方参与的产学研合作模式，是由企业主导、聚焦实际产业场景、瞄准产业实际需求的产学研合作创新，特色在于主导企业提供具体需求和应用场景，牵引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拉动产学研各方融通创新，科技成果在主导企业实现转化应用，创新攻关和需求应用紧密结合，转化收益按合同分配。三中全会提出“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就是要进一步提高“企业牵头主导多方参与”模式的比例和创新成效。

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合作，可以根据产业特点和自身需求，通过多种合作模式开展：

• 技术服务模式：产学研合作模式中最常见的合作模式之一，在该模式下，高校和科研院所作为企业的“外脑”，为企业提供技术上的理论支持与分析评价，辅助企业完成技术的产业化。

• 技术委托开发模式：企业根据自身的技术需求提出项目，并提供资金及人力支持，高校、科研院所负责技术攻关，研发专利归企业所有。

• 技术合作开发模式：企业与科研院所、高校一起，利用各自的要素优势，取长补短、分工协作，共同实现技术创新（科研成果由双方共享）。

• 技术转让模式：即出让方（高校、科研院所）将其所有或掌握的技术成果通过专利许可或技术转让等技术交易方式有偿转让给企业，企业再将其市场化与产业化。

• 共建研发平台模式：由企业主导，通过与高校或科研院所合作，在企业内部共建实验室、研究中心等研发平台。

• 人才联合培养模式：企业邀请高校在企业内建设大学生实践实习基地，提供生产实验条件及研发经费，共同开展新产品、新技术的研究；实力较强的，还可以在企业内组成联合体，对国家和地方重点工程项目、重大科技项目和高技术产品联合攻关与开发。

• 创新联合体模式：企业与大学、科研院所联合建立产业技术研究院、产业创新联盟，共建工程中心、工程实验室和技术中心，创新体内部由协议各方认可的章程和制度来约束各参与方的行为。

案例

首钢北冶公司与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等国内高校开展特种金属材料基础理论研究，与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航空材料研究院、钢铁研究总院等优势科研院所开展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合作研究，与市金属学会、材料学会、电子元件协会等深入合作开展行业及下游产业协作，打造特种金属材料开放合作的全链条创新体系，持续突破关键技术，并快速实现科技成果的规模化和产业化。

在生态圈构建方式上，主导企业可以参考以下模型：

• 自培自营：对于重要程度高的要素，主导企业在自身具备较强的服务供给能力的基础上，可采用内部经营的模式提供要素；

• 战略合作：对于重要程度高，但主导企业缺乏相应资源及能力的情况下，可采用行业战略合作的形式，形成稳固的孵化要素供给能力；

• 生态合作：对于重要程度较低或自身培育难度过大的要素，主导企业可优先考虑采用生态合作的形式，进行要素资源的对接匹配。

综上所述，在二十届三中全会的背景下，有志于成为产业领袖的企业，应充分借助国家政策导向，统筹产业链上下游、高校、科研院所、新型研发机构等相关合作伙伴，充分调动创新资源，构建新时代产学研创新体系，形成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从而在新的发展阶段中走在时代前列。